感悟的体育情怀：强健体魄 锻炼意志

　　体育承载着国强兵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纪念诞辰130周年之际，当我们重温伟人关于体育的许多论述和实践，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体育事业的深厚情怀。

　　在青年时期就对体育高度关注。1916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阐述了体魄的重要性，强调身体素质的强弱与人的道德、智力的发育密切相关，把身体视作道德和智力发展的载体，认为“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1917年4月1日，又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详细叙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体育与增强民族体质、保卫国家的关系，文中说“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现象也。”他剖析了“何为体育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也，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还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提出学校教育要“三育并重”“体育占第一位置”。他认为，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武术，还是西方的击剑武士道，都是通过锻炼身体的方式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可见，青年时代的深谙体育之增强民众体质、激发尚武精神、挽救民族危亡的真义，号召民众要从身体与精神上获得双重解放。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军民生活异常艰苦。

　　1930年，和朱德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八号训令》中指出：“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可红军官兵因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当时卫生条件很差，身体普遍比较虚弱，还有不少人患了疟疾。

　　鉴于此，红军发扬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利用战争间隙因地制宜，从体能、技能、战术等方面开展军事训练。经过艰苦训练，掉队的士兵少了，患病的士兵也少了，作战能力提升上去了，红军队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从1930年一直到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事业从未间断。

　　为了检阅全苏区体育运动的成绩，促进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同时也为了纪念五卅运动8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举办一次体育运动大会。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对此非常重视，赛前特地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这一题词后来成为中央苏区时期的体育方针。

　　1933年5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这次大会定在5月30日举办，意在纪念五卅运动8周年，故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开幕了。

　　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180多名运动员齐聚在叶坪红军广场。他们来自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中央机关，江西、福建等县市，都是自备口粮、自付路费才来到瑞金。虽然条件非常艰苦，比赛设备也非常简陋，但他们立即投入到足球、篮球、网球、田径等18个项目的角逐当中。在这次运动会上，还当起了乒乓球裁判员。

　　红色体育实践像是在赤色苏区燃起的一把火炬，点燃了军民的运动热情，激发了红军官兵的战斗力，锤炼了苏区军民的钢铁意志。在发展红色体育文化的过程中所凝练的精神信念，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

　　抗战期间，戎马倥偬之中的依然关心体育工作，他认为开展体育运动是提高民众觉悟、卫国救国的需要。

　　1937年，在边区“八一”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提出：“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在闭幕式上，他也谈到，学习军事体育，武装我们的手足。

　　1942年，在接见战斗篮球队时强调：“你们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很好。我们军队是很需要体育的。”同年9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的题词：“锻炼身体，好打日本。”他认为，体育承载着激发血性胆气、重塑民族精神的使命，与国家存亡休戚相关。延安时期，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修建了多个简陋的运动场，各种运动项目不仅配合了军事斗争，也丰富活跃着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红色体育精神助推了革命事业进程。自己也注重锻炼，延河河畔经常会出现他步行的身影。他还坚持打乒乓球，掷一种体操用的瓶状棒。由于受到历史背景和发展环境的限制，这时的体育依然带有浓厚军事色彩，对实现革命及军事斗争目标起到了激励和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一如既往地关注群众体育运动。教育部长马叙伦了解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健康受到影响的情况后，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及时向作了汇报。旋即手书“健康第一”。1950年6月19日，马叙伦又得到函示：“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青年是国家的栋梁，是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1953年6月30日下午，在怀仁堂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

　　1959年首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在开幕式上，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诗人郭沫若随即作出呼应，在《全运会闭幕》这首诗中写道：“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

　　1971年，运筹帷幄，亲自导演了“小球转动大球”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一生不仅是体育运动的号召者，也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从小就培养了锻炼身体的习惯。

　　1910年，离家来到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现东山学校）读书，第一次接触了正规的体育课。彼时的体育课内容以兵操为主，非常枯燥，但上体育课却非常认真，无论春夏秋冬都穿训练服。

　　酷爱游泳，对水有很特殊的感情，尤其喜爱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这个爱好贯穿其一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常与蔡和森等人去长沙的湘江中游泳。“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青年线分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随后，下水游泳。他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15公里，历时2小时。这是第一次在武汉横渡长江，并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1966年7月16日，畅游长江，从武昌大堤顺流而下，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1个小时多一点，游程近30华里。边游边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号召国民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他始终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健全人格、培塑精神。他还曾指示部队：“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每师先搞一个团，每团先搞一个营，每营先搞一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大家全会。”

　　从瑞金到延安，再到北京；从最早的对国人“驯良儒弱”深感忧虑，希望可以“以野蛮之体魄，复文明其灵魂”，到后来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关于体育工作的思想和实践始终洋溢着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救国救民、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其中，“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因地制宜”的实践方法、“开拓创新”的发展思路等，对当代实现“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